艾滋病，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间被人们迅速认识。

　　就在世纪之交，很多人还对新千年抱有各种美丽的期许时，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血液感染艾滋病事件，就是一个带有社会普遍性意义的公众话题，以及在这样的严重的社会现实面前，拷问着社会各方的良知和承担责任的勇气。

　　《河北邢台血液感染艾滋病事件》由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历时4年跟踪采访报道这一事件，关注这些被感染者的生存状态，深刻反映出不规范的血液管理在艾滋病感染过程中极大的“作为”，也揭露了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甚至是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径。

　　在中国，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并不是取决于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取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当影响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人站出来；当影响不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掩盖。通过这些系列报道，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艾滋病，更加关注艾滋病，是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所在。

　　目前，艾滋病问题在中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近年来从国家的政府高层对这个问题重视越来越高了，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吴仪都多次到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还到患者家里慰问患者。这说明党和政府、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越来越开明、越来越务实的态度。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有了比较良好的政治环境。

报道之一：

　　一起艾滋病引发的血液官司

　　走进法院的那一刻，王为军的手有些颤抖。他的女儿得了艾滋病，他的妻子因艾滋病刚刚死去。这双重悲剧，王为军认为是妻子产后的一次输血所致。

　　8月16日，记者在河北省武安市邑城镇三街找到了王为军。30多岁的汉子，眼泪哗哗地流。

　　艾滋病毁了一个家

　　王为军回忆说：“1997年7月30日，我送妻子靳双英来到沙河市康泰医院分娩。孩子于8月1日出生后，医院动员输血。交了460元钱，输血时什么手续都没有，等了足足4个小时后，才输上血。我爱人于8月4日出院。出院后，没多长时间，双英开始出现肚子、腿等局部疼痛；1997年底开始出现口腔溃疡，伴着低烧。能用的药都用了，怎么也治不好，转眼到了1998年秋天，双英从低烧发展到高烧39到41摄氏度之间。来到邯郸市中心医院治疗，怎么也查不出病因。后来把血送到北京化验。化验后，医生把我单独叫到医务室，说双英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回家后由县卫生防疫站负责进行治疗。”

　　“防疫站的同志来到我家，告诉我要到北京的艾滋病门诊取药时，我的头都炸了，全家人，全镇人都吓呆了。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竟会出现这种可怕的病！在我准备带她去北京的时候，她的腿突然不能动了。1999年5月16日，她就离开了我和孩子。”

　　武安市卫生防疫站在1999年5月10日作出的“追访报告”称：“患者自产后精神不好，出现阵发性腹痛，对症处理尚有效，持续时间达3-4个月。伴有双乳肿、胀、疼痛、微红，并口腔溃疡，持续达一年多。当地按维生素缺乏进行治疗，并消炎处理，但始终无效……患者现全身极度衰竭，失去自我行为能力。”

　　防疫站的调查分析认为：“有可能血源传染，当然不洁器械也有可能，但以前者为主。患者无性乱史，传统、本分可靠。爱人也无性乱史和不曾接受血、血浆及血制品治疗史。”

　　该卫生防疫站的处理意见认为：“接产医院属沙河市辖区的私人医院（称康泰医院）。该院血源来自预约献血队。时过年余，器械污染检验有一定局限性。血源追踪存在难度。”

　　然而，更令王为军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说：“通过对我们全家人检测检验，我和儿子正常，令人心痛的是我那两岁多的小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要面对死亡的恐惧！”

　　献血人到底是谁

　　武安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任岩峰说，王为军的妻子靳双英是普通的农家妇女，连远门都没出过，血液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防疫站的追访报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靳双英分娩所住的民办医院---沙河市康泰医院。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武安市（县级市）归邯郸市管辖，而康泰医院在沙河市境内不归邯郸市管辖。

　　因而，同一事件出现了另一份调查报告。

　　沙河市卫生局在1999年11月10日，作出了《关于王为军反映其妻靳双英在沙河康泰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情况的调查结果》，称“根据王为军反映的情况，我们调查小组通过康泰医院找到了给靳双英输血的献血者杨兴其。其人男性，25岁，沙河市柴关乡安河村人。当时献血时瞒着医院和家人化名'刘保'。经邢台市性病预防中心采血检测，杨其兴，B型血，艾滋病抗体阴性。因此，靳双英感染艾滋病不是康泰医院输血所致。”

　　王为军向各级政府反映，刘保是个化名，怎么能证明输血者就是杨兴其？

　　记者查阅了调查组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调查人员问杨兴其：什么时候献的血？杨答：“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大概是九七年秋头（天）。”在回答得到多少钱时，杨答“460元钱。”问“谁通知你献血？”杨答：“有人捎信，记不清是谁了。”

　　查阅调查笔录，给杨兴其采血的是他姐姐杨巧芳。她对于“当时采血时，谁给你兄弟捎的信？”的问题，同样回答“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记者问沙河市卫生局局长彭群增：“在献血过程、时间这么重要的细节上，当事人用记不清了来回答，如何就得出杨兴其就是刘保的结论？”

　　彭说：“记不清了，是人之常情。”

　　关于杨兴其的身份，记者从有关部门听到了不同的说法。沙河市卫生局调查认为，杨兴其在献血时是附近小煤窑的临时工，而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却肯定地说杨兴其是康泰医院食堂的厨师。记者就“身份不明，是否影响杨兴其作证的效力”提出问题时，邢台市卫生局局长张俊英表示同意这种看法。

　　沙河市卫生局局长彭群增证实，调查进行之初，康泰医院化验员杨巧芳说给靳双英输的血来自邢台市中心血站，编号“222”，献血者化名刘保。后经过甄别，杨巧芳承认了“222”编号是自己编的。

　　根据血液管理有关规定，医院不允许私自采血，只能从中心血站购进。沙河市卫生局为此对康泰医院罚款5000元，并让该院交了检讨。

　　彭群增局长说：“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妹妹王爱英，是我们沙河市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关于调查报告，我向她汇报过，说不考虑这层关系那是假话，但调查结论已经作出了，我就用不着说别的了。”

　　王为军的遭遇惊动了省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沙河市卫生局向省卫生厅报告靳双英的死亡时间为1999年5月16日，而在另一份给邢台市政府、河北省政府的报告中靳双英的死亡时间却成了5月26日。

　　医院院长也说输血详情

　　在康泰医院，记者见到了院长王顺英。听说记者是为调查输血感染爱滋病一事而来，王顺英连连摆手："这事我一听就心梗得慌。"王说："我有几个病人要看"，就离开了。十几分钟后，记者在医院门口堵住了欲乘车离去的王院长。她解释说要去邢台给病人买药。在记者的一再坚持下，王顺英答应让记者同行。在车上，王一开始紧闭双眼，拒绝回答关于此事的任何问题。王顺英说："我冤枉死了。我行医32年了，就是会救人。"

　　王说："我心肠最好。王为军四处告我，有的记者也对我恶意攻击。我考虑到王为军一家为治病花了不少钱，肯定付不起精神赔偿费，也就不打算告他诽谤了。我是体谅他的，再说哪个医院不死人？哪个医院没有太平间？我们康泰医院从没有医疗事故纠纷。也有死人的，但都是伤势太重，和医院没关系。"

　　王顺英承认以前医院附近确实有采血队（以地下方式提供血源的献血队伍），但后来医院开业后就没有了。她介绍说，靳双英在生孩子时浑身乏力，血色素只有6克，心电图报告心肌缺血，于是，在产后4天进行输血。献血员杨兴其没有病，就在医院食堂做饭，血源清清楚楚，靳双英8月4日中午输完血，下午16时出院。"对此，领导把我查了个底朝天，已经得出结论，给我洗刷了清白。在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名誉和事业都受到了损失。"

　　在康泰医院门前，挂着1999年度医疗质量先进的牌子。王顺英透露，以前，该院的输血记录、血袋都只保留一个月就扔掉，从去年6月开始已经长期保留，王顺英向记者出示了新制作的输血、血制品同意书，在家属签字栏内写着：在输血及血制品的同时或静点以后可能发生输血、血制品反应或其他意外情况：如猝死、传染病（性传染病）等，我院概不负责。

　　十四个记不清

　　在冀南山区奔波了几个小时，记者找到了沙河市柴关乡安河村。杨兴其，康泰医院和沙河市卫生局认定的献血者"刘保"就出现在眼前。他说当时自己因为经济困难，才要献血的，但长到26岁这么大，迄今为止他只献过一次血。

　　记者问："既然经济困难，为什么只献了一次血？"

　　杨兴其说："献完血就到矿上工作了，经济不那么困难了。"

　　杨兴其肯定地说，当初献血得到了400元钱。与他对调查组说的"460元"有些出入。

　　接着，杨兴其在献血的年份、月份、季节，穿什么衣服、谁通知去的，献血时自己的名字、谁给编的假名等14个与献血有关的细节，均称自己都记不清了。

　　"这么一个涉及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重要事件，你都说记不清，是否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你的证言被作为证据推掉了一些人的法律责任，你能对此负责吗？"记者问。

　　杨兴其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这时，他的家人进来打断了记者的采访。过了许久，在送记者出门时，杨兴其说："我对卫生局的人说的，跟回答你们的差不多。"

　　血液官司：谁为你作证

　　无独有偶，早在1995年10月7日，武安市邑城镇南沟村一名妇女在康泰医院剖腹产生下一男婴，1999年7月15日因艾滋病死于家中。沙河市卫生局在调查报告中称，调查时，她丈夫反映：1995年10月，李君英在康泰医院生孩子时，曾经输过血，但其亲属对其输血时间说法不一，有说手术前输的血，有说手术后输的血，康泰医院的病历上没有输血记载，医院有关人员也否认输过血。因而，沙河市卫生局认为："不能确定李君英在康泰医院住院期间输过血，不能确定李君英的艾滋病是在康泰医院输血感染所致。"从而推翻了康泰医院有责任的投诉。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律师刘巍认为，血液污染的案件，应当是举证责任倒置，即需要由医院举证其对患者家属指控的血液污染是否负有责任。

　　受理此案的法院院长冯增岐说，本着依法独立办案的原则，审理中关键是证据说话，如何能证明康泰医院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有联系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不足或者没有证据，就很可能败诉。

　　也有人认为，在血液污染等医疗官司问题上，患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农村患者本身法律意识不强，很少会复印病历、输血记录等原始证据，在医院不保留或者已经销毁了最初的医疗记录后，并对血液来源进行掩盖，患者就会陷入难以举证的局面，这一案件的结果难以预料。

报道之二：

告诉世界，有这样一首爱之歌

——一个中国艾滋病女孩的故事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日前向一个不满4岁的中国艾滋病女孩伸出了爱的手，表示将全力帮助她延续生命。

　　今天，这位女孩的父亲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安南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虽然孩子的生命可能是短暂的，但我相信，当她懂事的时候，一定会为得到您的关注而自豪。

　　今天上午9时30分，王为军是带着微笑走进北京地坛医院的。年幼的女儿在他怀里天真地笑着。她叫佳佳，来到这个世界仅仅3年6个月零21天。女儿太小，不会记得两年前妈妈离去的那个春天，也不会知道妈妈喂乳时传染给她的“艾滋病”意味着什么。

　　1999年，小佳佳的妈妈被怀疑血液感染艾滋病而死亡，1个月后，佳佳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呈阳性，这个结果几乎令父亲失去生活的信心。为了治病，家里卖掉了农用四轮车，卖掉了拖拉机，并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王为军回忆说，佳佳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后，每天只能自己玩，谁家都不能去，就连亲哥哥都因害怕而搬出去住。偏僻的小村庄，谁也不懂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听了都吓得浑身发抖。我只好守着时刻与死神相伴的女儿，什么也不能干，靠借钱过日子。

　　他说，整个村子里有亲属上千人，但由于他已借了3万元的债，没人再愿意借钱给他。佳佳经常感冒发烧，时刻离不开药，作为父亲，感到孩子有些“生不如死”。有人劝他悄悄把孩子处理掉，王为军屡屡流泪，发誓说：“母亲已经被艾滋病毒害死了，孩子是无辜的，作为父亲，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伴她24小时。我与女儿相依为命，绝不会抛弃她，绝不让女儿在人世间这短暂的时光里，受到丝毫委屈。”

　　经过了生活的巨大变故之后，面对今天进行的病情复查，王为军说“佳佳承载了太多的爱”，为了自己和许多人对小佳佳的爱，王为军也走上了与命运抗争的艰难路程。

　　2000年7月，父亲以女儿王凯佳的名义，将当初违规输血的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研究与服务中心免费代理诉讼。去年，本报报道了他们的不幸经历后，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热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今年春节，父女俩收到了来自上海、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几十封慰问信，衣物、玩具和少量的现金也从各地寄来。小佳佳不知道这些玩具是哪来的，也不知道怎么玩，常常看着发呆。王为军告诉女儿，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他们的名字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都是佳佳在远方的亲人。

　　曾经在贫困中愁眉不展的王为军说，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真情，我们真的迎来了生活的春天。

　　今年1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来到北京大学。她听说了这个不幸女孩的故事，便满会场找佳佳的爸爸。当为了给女儿治病，已经两年没理发、长发披肩的王为军出现在她面前时，安南夫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足足两分钟。她说：“别着急，我们会帮助你们。”

　　王为军愣了，不停地擦眼泪。安南夫人又对陪同的律师刘巍说：“要想办法，使佳佳的生命延续下去。”

　　是别人轻轻地碰了王为军一下，他才如梦初醒，连声说“谢谢”。

　　安南夫人一直牵挂着小佳佳，回国后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她的问候。2月21日，在给佳佳验血之后，王为军给安南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从见到你，我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女儿得了艾滋病，许多人与我握手都十分顾忌，而你与我握手那么长时间，我真的十分高兴。孩子正在治疗中，医生说如果她能活到5岁，就可能会活到8岁、甚至9岁。虽然她的生命会很短暂，但我相信，当她懂事的时候，一定会为有你的关心而自豪。现在，我们虽然处境十分艰难，但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加入了帮助我们的行列。为了这些，我和女儿也一定会坚定信心，勇敢地活下去。”

　　王为军说，他要代女儿把信尽快寄出去，把一个中国艾滋病小女孩的故事再次讲给她听。

　　2月21日，北京的一位词作者给佳佳写了一首歌：“再冷的春天，也要绽放真情的花朵，再短的音符，也不应轻易唱错，妈妈，你用生命，我用生命，告诉世界有这样一首爱的颂歌。”

报道之三

邢台6岁艾滋病女孩依然挣扎在生死边缘

　　6岁的小佳佳不怎么爱说话，一阵冬日的寒风迎面吹来，她咧着小嘴轻轻地——哭了。

　　从来到这个世界时，她就与一个威胁生命的阴影相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此，她一次次地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地坛医院，细数着自己的生命长度（本版2000年8月23日《一起艾滋病引发的血液官司》进行过报道）。

　　1999年5月16日，佳佳的妈妈靳双英被怀疑艾滋病血液感染而死亡，1个月后，佳佳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呈阳性。这一结果，几乎使佳佳的爸爸王为军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为了给佳佳治病，家里卖掉了农用四轮车，卖掉了拖拉机，并且背上沉重的债务。由于佳佳经常发烧，时刻离不开药，作为父亲，王为军时常感到孩子“生不如死”。有人劝他悄悄把孩子处理掉，王为军流着泪说：“母亲已经被艾滋病害死了，孩子是无辜的，作为父亲，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与女儿相依为命，绝不会抛弃她，绝不让女儿在人世间这短暂的时光里，受到丝毫委屈。”

　　2000年7月，王为军和佳佳把当初为靳双英违规输血的医院———沙河市康泰医院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是医院违规输血导致了靳双英感染了艾滋病，进而通过母乳传给了孩子。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研究与服务中心免费为其代理诉讼。对原告的指控，医院予以否认。2001年1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娜内女士访问中国，特意找到王为军，握着他的手说：“别着急，我们一起帮助你们。”2001年10月15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沙河市泰康医院赔偿医疗费、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各种费用36万余元。随后，该案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近两年的漫长时光里，王为军一方面等待再次判决，一方面不断带着佳佳看病。2003年8月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驳回了一审判决，发回邢台市中级法院重审。3年里，孩子从3岁长到6岁，随时受到艾滋病魔的袭扰，经常感冒，高烧不退，王为军发誓不打赢官司，不剪头发，如今，他早已是长发披肩，甚至华发早生。

　　一场事关孩子生命和健康的官司，打了3年，还是毫无结果，让王为军有说不出的苦涩。

　　2003年8月以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法院又重新组成合议庭，审判长吴章彬等人重新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他们审理查明，靳双英于1997年7月30日在沙河市康泰医院住院，8月1日生下一女孩，8月4日，沙河市康泰医院为靳双英输血400ml。1999年5月16日，靳双英死亡。康泰医院给靳双英输血为自采血，该行为属违规行为，并已由沙河市卫生局进行了处罚。

　　为此，邢台市中院认为，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靳双英和佳佳感染了艾滋病毒，与康泰医院给靳双英输血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果康泰医院不能举证或举证不充分，就要依法承担败诉的责任。

　　3年前，记者前往调查时，武安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任岩峰说，王为军的妻子靳双英是普通的农家妇女，连远门都没出过，血液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防疫站的追访报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靳双英分娩所住的康泰医院。而康泰医院称，给靳双英输血的血源来自一个叫“刘保”的献血者，康泰医院提供的“刘保”竟是当时医院负责采血的医务人员杨巧芳的弟弟杨兴其。

　　杨成了本案的关键。3年前，记者在冀南山区奔波了几个小时，找到了杨兴其，他在献血的年份、月份、季节，穿什么衣服、谁通知去的，献血时自己的名字、谁给编的假名等14个与献血有关的细节，均称自己都记不清了。

　　3年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认为，康泰医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保即是杨兴其。康泰医院不能将刘保的真正身份说清，由于其违规采血，又不能证明刘保所献的血液是健康的，不含有艾滋病毒，也就是说康泰医院对输血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没有因果关系举证不充分。故应认定二者有因果关系。

　　2003年12月25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康泰医院赔偿靳双英和佳佳医疗费、治疗费、精神损失费36．2042万元。对此，王为军表示，赔偿的数额难以补偿他们一家蒙受的巨大损失，他将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记者在邢台市采访期间，曾证实了康泰医院当时的负责人的直系亲属分别担任管辖该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沙河市（县级市）副市长、邢台市（地级市）市长，后来，担任邢台市市长的亲属又转任河北省某部门负责人。当时，邢台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曾向记者表示，此案涉及领导同志的亲属，但相关领导同志会正确对待这一事情，不会干预司法、行政部门对此案的处理。但王为军依旧深深地担忧：“这个案子一拖三年多，还可能四年、五年，作为饱受艾滋病毒折磨的当事人的家属，真的期盼着有关部门能早点给予结论，让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看到一丝来自社会正义的希望。”

　　受访者：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记者部副主任  刘畅

　　访问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郭大利

　　访谈时间：2007年12月13日

　　刘畅，1970年10月14日出生，黑龙江省嘉荫县人，先后毕业于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社科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92开始新闻工作，1992年至1996年任黑龙江工人报记者，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妇女报记者，1999年至今，先后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首席记者、记者中心副主任、经济新闻部负责人、综合新闻部副主任。

　　作品获奖情况：《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不可阻挡的价值发现》获得第九届五四新闻奖一等奖；《英雄不该孤独》获得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此外，还获得全国人大好新闻奖、全国政协好新闻奖、金盾新闻奖等。

　　个人获奖情况：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2004年，全国记协授予）；全国抗非典优秀记者（2003年，中宣部、全国记协授予）；我心中的好记者（2003年，中华新闻报、搜狐网、安徽卫视）；首届中国十佳曝光勇士；南方周末2003年度媒体杰出表现。

　　沙河市血液感染艾滋病事件之调查

　　——多方取证，最大限度逼近真相

　　问：你是怎么获知河北邢台艾滋事件这个报道线索的？

　　答：“有一个血液感染艾滋病的线索，你感兴趣吗？”2000年8月16日，我接到了一个线索，提供者是长期跑卫生新闻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兰燕。她是老一代名记者郭梅尼的女儿，一直关注着公共医疗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当时，中国河南、河北等地陆续出现了血液感染艾滋病事件，虽然卫生当局和地方政府予以否认，但实际上，这一幽灵已经走近了我们身边。作为记者，我们很忧虑，感到有必要通过一些个案对此进行干预，提醒公众关注。据说，这一线索吓倒了一位比我年长的女记者，她一听说要采访“艾滋病”，就推说“不舒服”，不愿意去。无奈之下，郭蓝燕找到我。事实上，随后进行的深入采访中，我也深切感受着当时中国人对艾滋病蒙昧、恐惧的态度，这一情况，在4年多以后，卫生当局不再遮掩，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艾滋病，才使得情况有所好转。正是通过这一事件，人们可以看到艾滋病在中国蔓延、恐慌到被迫接受现实的变迁。

　　问：你当时是怎么跟进这个采访的？

　　答：很简单，第二天，我和同事蒋韦华薇踏上了路途，她是刚刚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报工作的新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出差，能够参与调查艾滋病感染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年轻记者职业精神的证明。同行的，还有刘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她由单位指派为这个感染艾滋病的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问：你当时了解到了什么情况呢？

　　答：当时，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佳佳的孩子，母亲感染艾滋病离开人世，她仅仅2岁，就感染了艾滋病。她的爸爸叫王为军，所幸没有感染，但为如何讨回公道愁白了头。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他们面临着怎样的遭遇？

　　问：容易找到受访者么？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答：我们悄悄来到了河北省邢台市，辗转到了武安市邑城镇三街的王为军家。这是夏天的午后，大树上有知了鸣叫，居住几家人的一个农家院子空空荡荡。王为军和女儿躲在一个小房子里，他告诉我们，本来，这个院子里住着兄弟们，自从妻子靳双英查出了艾滋病，所有人都搬走了。没有人再敢接近他们，他带着女儿出现在街里的饭店，马上，饭店里吃饭的人会跑个精光，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们，女儿感到十分孤单，因为，没有小朋友敢靠近她，更别提一起玩闹嬉戏了。

　　我们走进院子，发现一个小朋友跑过来，隔着窗子给小佳佳挥手。我们了解到，在村里，孩子们都被叮嘱过：“不能靠近他们。”

　　王为军默默地站在院子里，从妻子查出感染艾滋病那天起，他就发誓：不讨回公道，绝不理发。此时，他的头发已经齐肩，看上去不像农民，更像个艺术家，但在很多农村人看来，他几乎成为一个“怪人”。

　　问:王为军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和家人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请给我们详细讲讲.

　　答:王为军平素十分沉默,说起自己的遭遇,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他说,自己31岁,与爱人靳双英同岁,1997年7月30日,即将分娩的靳双英住进了康泰医院.8月1日晚,孩子出生了.随后,医院就动员他们输血,理由是当时靳双英有些“贫血”.王为军一想,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输血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同意了进行输血.当时,输血花费460元钱.“我们经济上并不富裕,根本不会主动提输血的事情”他回忆说.

　　在添人进口的喜悦中,王为军、靳双英夫妇抱着孩子回家了.没过多长时间,靳双英开始感到腿疼,1997年底,又出现口腔溃疡.为此,她到村卫生所、镇卫生院、县医院进行检查,该做的化验都做了,但却查不出得了什么病.

　　这时,靳双英的口腔溃疡伴着低烧,以为是感冒,吃消炎药、青霉素,能用的药都用了,怎么也治不好.无奈,喝中药,症状显得轻了一点.1998年秋天,靳双英从低烧发展到高烧41度.在县医院里CT检查,怎么也检查不出来得了什么病.王为军揪心地看到,靳双英每天上午输液,下午退烧,第二天又是高烧.

　　1998年底,靳双英住进邯郸市中心医院,也没查出什么.王为军想,反正输液不管事,住院慢慢查吧,但医疗费用还是让这个农村家庭感到力不从心.一天用药费用是500元,住院45天.医生催促靳双英转院:“你们去北京吧”.

　　情急之下,王为军找熟人,通过当地医院将靳双英的血液送到北京,化验、请专家确诊.此后,4、5天时间,没有人敢进靳双英的病房,输液停止了.

　　医生将王为军单独请到医务室,说:“你爱人得了罕见的传染病,等你回家由县卫生防疫站负责治疗.”

　　就这样,他们离开了医院,回到家里.10多天以后,与武安市卫生防疫站联系,很快,防疫站周站长走进王为军家,拿出一张纸,写上了“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门诊”一行字,王为军看了,一下子懵了.

　　他回忆:“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长这么大都没去过北京.再说,这病在家门口听说都没听说过,想抓药自己治疗都不可能.”

　　他向亲戚借了5000块钱,准备带靳双英上北京,这时,他突然发现靳双英的腿不能动了,生命垂危,就向卫生防疫站求救,很快,卫生防疫站和邯郸市中心医院派来了医生,3天后,靳双英离开了人世.这天,王为军永远不会忘:1999年5月16日.

　　心情悲愤之中,王为军带着孩子做了一次检测.医生没有告诉他结论,只是要求女儿佳佳重新检查.王为军此时“预感情况不好”.果然,他被郑重通知:“你女儿也被感染了.”

　　刹那间,王为军觉得天塌了下来.女儿才刚刚两岁啊,不知道她怎样活下去,不知道能活多久,甚至,不知道这个家庭是否还有勇气支撑下去.

　　在一连串的不知道,让王为军沉重异常.此时,已经没有人敢接触王为军和孩子,连亲属在村里都被乡亲们疏远.靳双英出殡埋葬时,没人敢帮忙.更让他伤心的是,他好心将吃剩的面条送给别人喂牲畜,也被别人吓得连说“不要,不要”.

　　王为军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平民百姓,咋能得这病?”

　　武安市卫生防疫站的人说:“你这事报省里了,等着省里给你解决”.

　　等啊,等啊,两个星期过去了,依然没有音讯.王为军不断催问,1999年8月底,他找到了一位医生请教“怎样感染艾滋病?”,医生告诉他“输血、两性关系、吸毒.”

　　“咱一个农民家庭,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两性关系、吸毒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王为军恍然觉得,应该是输血,此前,一个偶然之举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转折.原来,靳双英出院后,身体不好,精神压力也很大,两口子难免吵架,情急之下,王为军有点“责怪”意思说“生孩子花了1000多块”,靳双英不解,就到医院将病例复印了,没想到,这个复印病例成为靳双英曾经输血的关键证据,如果没有证据,王为军就是有天大本事,也难以讨回公道了,这是后话.

　　问:得知感染这样的病,王为军是怎么处理的呢?

　　答:“怀疑是输血感染艾滋病!”,王为军把电话打到了国家最高卫生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部的人如听天书:“血液感染,不可能!”,“你写个报告给河北省卫生厅”.

　　此后,王为军去河北省卫生厅不下20趟.一个多月后,王为军终于等来了省卫生厅的消息,要通过事发地卫生主管部门,查清是何原因.卫生部医政司下达通知,河北省卫生厅责成邢台市卫生局,邢台市卫生局责成沙河市卫生局调查.

　　果然,沙河市卫生局组成调查组,有关人士找到王为军,他将妻子、女儿的检验报告递交.3天过去了,王为军急于得知调查结果.有关人员说“别问我们,调查结论即使出来,也只能报上边.”

　　问:调查有结果么?

　　答:实际上,沙河市卫生局得出调查结论:“康泰医院存在违规采血,但没有因采血导致艾滋病.”因为他们找到了“献血者”,病例上写的献血者是“刘保”,王为军怀疑是附近专门以卖血挣钱的外地人,而医院却说,“刘保是化名”,真实身份是负责采血的医务人员杨巧芳亲弟弟杨兴其.事实好像愈发简单起来,杨兴其的血液没有问题,就证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与康泰医院没有关系了.

　　沙河市卫生局的人说:“调查笔录、档案不能让你看,想看只能上法院.”

　　显然,当地相关部门倾向于支持医院提供的情况,这也是行政机关所能给予的最终结论,如果王为军不服,就只能通过司法机关来打官司.

　　对此,王为军几乎一夜愁白了头.自己的家庭情况怎么能打得起官司呢?

　　为了给靳双英治病,以前3亩地荒废了,以15000元的价格变卖了农用四轮车,以8000元价格变卖了旧拖拉机,准备盖新房的宅基地也以16000元卖了.

　　问：那这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个灭顶之灾啊？

　　答：是啊，一个生活相对富裕的普通农民家庭，原有的“小康梦”一下子破灭了。王为军说：“我这么大岁数，以前的朋友也不少，却再也没人敢踏进家门。”他准备好酒肉请人来吃喝，依然没人敢来。原本住在一个院的哥哥搬出去了，姐姐很少来，一时间，家里变得很冷清。守着不会说话、不懂事的孩子，王为军不止一次在空荡荡的家里痛哭。

　　面对我们的到来，王为军站在夏天自家院子里，叹息、落泪：“这件事给我生活造成的影响没法用语言形容。好端端的一个家被毁了。”对于亲友的远离，他十分释然：“不能怪人家，老百姓不懂这个病是咋回事。”

　　问：那王为军该如何“讨公道”的呢？

　　答：此时，一个信念鼓动着他：要挽救这个孩子。为此，他开始不断上访，从县防疫站、县卫生局到市委、市政府、市卫生局、省妇联、省信访办、省民政厅、省人大、省政协，一直到全国妇联、卫生部、中纪委、国务院信访局等等。一路走来，花了7、8千元钱，家里电话欠费1000多元，被当地电信部门撤机了。

　　王为军说，自己“恨那个医院”，本来，开始上访还抱着一线希望，但看到“没人管”，就有些“彻底绝望”。他曾质问苍天：这是什么政府，老百姓命就不值钱？死个人，难道就是“小事一桩”？

　　有一次，在当地一个主管部门，警卫把王为军赶出门，他的衣服都撕坏了，但孩子却钻进了机关办公楼，王为军很着急，但对方不承认孩子还在里边。

　　就这样，孩子丢了三天，第三天，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告诉王为军说：“你的孩子找到了。”孩子回来了，胳膊上都是针眼，王为军心疼。

　　问：给王为军妻子输液的是个什么样的医院呢？

　　答：后来知情人告诉他，给自己妻子输血的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院长的亲妹妹担任着当地主管卫生的（县级市）副市长，而院长的弟媳则是上级（地级市）的市长。如此有背景的医院，王为军即使打官司，胜诉的希望也很渺茫。无奈，王为军给邢台市委书记写信，反映自己的遭遇，没有结果。

　　问：相关部门没有什么救助办法么？

　　答：其实，王为军面临很大困境：家里没钱，孩子不能治疗，按规定，不属于救助对象。

　　本家哥哥王为华对记者说，王为军爱人住院花了6万，上访花了7、8千，外债3万多。这种情况下，作为亲属，支持他打官司，总该有说理的地方吧。

　　2000年6月13日，王为军敲开了武安市长的办公室，惊动了市长，市长对办公室一位科长说：“把这种情况解决解决。”七天后，王为军拿到了200元钱。这是他少有的拿到的“救助”。

　　告别王为军家，我和同事小蒋商量，找到一个商店，买了小火车、娃娃一大堆玩具，送到了王为军和孩子手里。家徒四壁，佳佳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玩具，躲在爸爸身后，很久，才肯把娃娃抱过去。

　　问：你们下一步计划怎么办？

　　答：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巍告诉我们：“就证据而言，献血者身份是否真实最为关键。”夜色渐渐笼罩着冀南山区，崎岖的山路上，有些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决定连夜赶到献血者杨兴其家，进行调查。大约晚9时，我们才赶到沙河市柴关乡安河村，一路打听，在黑暗中找到了杨兴其的家门。

　　问：你们见到杨兴其了么？都谈了些什么？

　　答：当时，听说我们是记者，一位女子说：“杨兴其不在家”，我问：“这么晚了，他不会走远吧，我们等他。”一会，杨兴其出现了，我们坐在他家屋里的沙发上，他搬一个小凳，坐在我们对面，回答我们的提问。他说，自己26岁，具体献血的日期记不清了。

　　杨兴其说：“我在医院东边学做饭，我姐姐在医院做化验，我身体好，很少感冒，一时自己经济拮据需要钱，就献过一次血，得了400块钱。献血的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天气不太热，也不太冷。”

　　我问：“具体是几月能记清吗？”

　　杨兴其说，自己只献过一次血，7月、8月、9月还是10月“记不清了”。

　　我不解地问；“你的证词至关重要，你觉得用记不清来回答问题，是负责任的表现吗？”

　　杨兴其沉吟了一下，坚持说“记不清了”。他说：“我姐姐给我采的血，姐姐是用什么针头抽的血，用塑料袋，不是瓶子，采血时间好像是上午，几点记不清。”

　　回忆“当时情况”，他说：“我正在小煤窑做饭，有人捎信让我去，还是我自己去的，记不清了，反正抽血时我躺在床上，周围没有别人。”

　　问题的症结，自然集中在献血者名为“刘保”的记录上。对此，杨兴其的解释是：“献血不是好事，怕让人知道，就跟我姐姐商量编个名。”

　　此外，除了“献血给了400元钱”，其他情况依然“记不清了”。

　　同行的记者小蒋问：“你认识医院院长吗？她有没有找过你？”

　　杨兴其说：“不认识”。

　　而杨兴其的嫂子在一旁纠正“说不认识也认识”。

　　夜色里，我们离开这个冀南山区的小村庄的时候，感到这一事件的疑点更重了。远处，传来了犬吠，近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上了临时租的一辆微型面包车，下决心第二天到康泰医院寻找答案。

　　问：你们直接去康泰医院，阻力肯定不小吧？

　　答：康泰医院位于一个煤矿附近的小镇边上，有很宽阔的院子，一座旧楼，略显斑驳。门口，挂着沙河市卫生局2000年4月颁发的“1999年度医疗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的牌子。

　　走进院长办公室，院长王顺英听说我们是记者，脸上掠过一丝不快。此时，她也面对着很大的压力，她说自己：“现在没心情，你现在不要问我。”

　　接着，她向门外走去，我们跟在她的身后，当她坐上一辆桑塔纳轿车的时候，我们坚持要跟着她，她没有拒绝，我们就上了车。车一路开往沙河市里的一家药店。

　　车上，我问她：“您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她闭上眼睛，没有说话。

　　转了一路，再回到医院，已经快13时。她问：“你们没吃饭吧？”就让食堂做了两碗面条，我们再三推辞，但看到她充满疑虑的深情，我没再做声。同行的记者小蒋担心“面条里会不会有病毒？”，悄悄告诉我说“不能吃”。为了消除采访对象的顾虑，我端起面条吃了几口，她不停地安排工作，终于在我放下面碗之后，开始向我们介绍情况。

　　问：一碗面条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那从王顺英这里了解到什么情况了呢？

　　答：王顺英说，康泰医院是一家民办医院，由窑坡村老支书投资。自己从事医务工作32年，受聘担任这家医院院长。

　　王顺英否认靳双英是在这家医院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她强调在给靳双英输血过程中“血源清清楚楚，治疗途径正规，施行无菌操作”，当地卫生局对这家医院自采血情况进行了处罚，罚款5000元，医院为此写了书面检查。

　　离开康泰医院，我们感到疑惑，特意向律师刘巍进行咨询，刘巍说，医院提供了证据，“找到了”献血者，对于主张权益的王为军来说，就是“很不利的”，必须找到新的证据推翻医院提供的情况，但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几乎不可能。惟一的希望，就是借助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质疑医院提供证据的真伪、瑕疵，才有可能取得法律的保护。

　　问：在情感与理性发生冲突时，如何保持报道的客观公正？

　　答：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着一个职业伦理上的难题。从社会道义的角度，我们应该完全支持处于弱势地位的王为军一家，但从新闻报道客观、真实的追求而言，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理性、中立的。怎么办？我们决定在不影响客观报道的前提下，跟随王为军一起履行法律手续。说实话，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体是具有一定舆论影响力的，甚至，媒体的呼吁和采访，都会对一些事情的发展产生微妙的影响。这也是很多行政部门、执法部门的人不愿跟记者打交道的原因。

　　问：在邢台进入法律程序顺利么？

　　答：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座灰色的旧楼里，听说，新的法院大楼正在建设。我们和王为军、佳佳、刘巍一起走进法院大门，听说我们是记者，法警指示我们到办公室联系，走进办公室主任的房间，看到他的办公桌子上放着《中国青年报》，显然，这位主任是《中国青年报》的读者。他看了我记者证，像很熟悉的样子：“喔，刘畅来了。”随后，他告诉我们“要去请示院长”。

　　我们一起在门外等，法警将门锁上。律师刘巍说“心里没底”，王为军一脸茫然。不一会，法院办公室主任出来，告诉我们：“院长同意立案，同意见记者。”

　　至今，我都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对这位院长心存敬意。他对媒体的态度是这么友好，听说，接受了我们采访之后，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叫冯增岐，我们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对面，两杯茶倒上了之后，冯增岐对我们说，这是一个让人棘手的案子，可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定性为医疗事故，由上级卫生部门认定，进行人身赔偿。目前，已经没有这种可能。由于孩子的母亲去世，孩子本身得病，同意暂缓缴纳诉讼费（王为军索赔1000多万，需要提前缴纳的诉讼费对于他而言，简直是一座过不去的大山。）。

　　冯增岐说，如胜诉，对方支付诉讼费，但起诉不等于胜诉，需要对血液进行检验，是传染的？是血液感染的？怎么证明？吃过别的药没有？惟一的考验是“谁的证据不足谁就可能败诉”。

　　冯增岐表示，这是8年来自己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案子，不是案情特殊，而是这个病（艾滋病）特殊，还没有被人们广泛认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保证公开审理，公正判决”。

　　走出法院大门，王为军、律师刘巍都感到意外、高兴，议论着“没想到这么顺利”，“索赔1000多万，诉讼费要几十万，如果不是院长签字缓交，减免，根本交不起”。

　　王为军，站到了通过法律寻求权利的起点上，律师刘巍说：“多亏你们（记者），如果没有你们，立案不会这么痛快。”

　　当然，对于记者出现，究竟起不起作用，我至今都感到疑惑。但从中国的现实而言，媒体介入，确实显示着“公开、透明的力量”，对于很多当权者而言，确实是一种压力。

　　出了法院大门，我们与王为军、佳佳、刘巍暂时告别，直奔邢台市卫生局。邢台市卫生局局长张俊英接待了记者。

　　问：在邢台市卫生局的采访怎么样？

　　答：当时，张俊英说，一开始，邢台市卫生局不知道这一情况，1999年10月14日，河北省卫生厅打电话，说王为军反映其妻在康泰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邢台市领导当即责成沙河市组成调查组，严肃处理。

　　“严肃处理了吗？”看到我们不解的神情，张俊英说，对于王为军反映的情况，邢台市卫生局没有直接调查，根据邢台市政府批示，由沙河市政府进行调查。经过调查，沙河市政府给邢台市政府专门作了报告。根据这一报告，靳双英在康泰医院住院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不属实。康泰医院找到了为靳双英输血的杨其兴，输血时化名刘保，沙河市调查组找到杨兴其，对其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测，据此判断靳双英感染艾滋病不是康泰医院输血导致的。

　　我问道：“根据武安市卫生防疫站报告，靳双英很可能是输血感染艾滋病。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俊英说，他没见过武安市卫生防疫站的报告，武安市归邯郸管，与邢台没有隶属关系。但沙河市的调查是“严肃认真的”，没有看出沙河市调查中“有什么弄虚作假问题”，调查材料上的证言很清楚，杨兴其的身份是煤矿工人，他的血液没有问题。

　　这时，有人敲门，张俊英见状出了去，屋里，只有我们两个记者，小蒋拿过张俊英桌子上的报告材料，将它装进了自己包里。我没有制止，觉得这是一个记者的本能反应，况且，这是她第一次出门采访，我理解她的心情。

　　不一会，张俊英回到办公室，发现桌子上的报告不见了，就向我们索要，这时，我示意小蒋将报告还给张俊英局长。这时，张俊英已经对我们有了一些抵触情绪，如果不加以疏导，采访很难进行下去。

　　随后，我们查阅了调查报告和笔录，其中，关于询问杨巧芳的笔录是这样的：

　　杨巧芳：给靳双英输血是10月11日，看了病历才知道，以前想不起来。1997年8月4日，护士送合血单，说病人需要B型血，俺兄弟在医院附近的小煤窑上班，正好是B型血，就捎个信，让他过来，就抽点血，交叉配血，怕家里人知道，化名刘保。

　　调查人员：为什么院长以前问你你不说？

　　杨巧芳：当时不叫自采血。

　　调查人员：当时输血，收了靳双英多少钱，

　　杨巧芳：460元钱

　　调查人员：当时化验室几个人？

　　杨巧芳：就在一个人，抽血时其他人没有在场。

　　时间为1999年10月29日的调查笔录是这样的：

　　调查人员：你为什么说血是从血站来的？

　　杨巧芳：当时国家不叫自采血，怕王顺英主任知道。

　　调查人员：你能肯定你抽你兄弟的血输给了靳双英？

　　杨巧芳：能。

　　调查人员：222编号从哪来的？

　　杨巧芳：自己编的

　　调查人员：当时采血时谁给你兄弟捎的信？

　　杨巧芳：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标明时间为1999年11月1日，沙河市卫生局对杨兴其的询问笔录是这样的：

　　调查人员：你在康泰医院献过血。

　　杨兴其：是。

　　调查人员：什么日子献的血？

　　杨兴其：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大概是97年秋头。

　　调查人员：是谁抽的血。

　　杨兴其：是我姐姐。

　　调查人员：献血时你用什么名？

　　杨兴其：刘保

　　调查人员：当时给你钱没有

　　杨兴其：给了，460元钱

　　调查人员：你有献血本或健康证没有？

　　杨兴其：没有。

　　调查人员：你怎么知道身体健康？

　　杨兴其：我以前做炊事员，96年5、6月在县医院做过肝功化验

　　调查人员：献血时在哪干活

　　杨兴其：在康泰医院附近的小煤窑临时干活

　　调查人员：献过几次血

　　杨兴其：就一次。

　　看到这些笔录，并没有解除我们心中的疑惑，相反，对这个调查是否公正、客观产生了怀疑。但是，仅仅就程序而言，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走出邢台市卫生局，我们决定赶到沙河市卫生局，两地相距不远，我们又走进了沙河市卫生局局长彭群增的办公室。

　　问：在沙河市卫生局的采访顺利么，收获应该很丰富吧？

　　答：彭群增对我们的到来有点意外，但还是态度和缓地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1998年，王为军开始四处反映输血感染，根据河北省卫生厅、邢台市政府意见，由沙河市卫生局组成调查组，1999年11月初进行调查，找到了康泰医院的原始病例，负责输血的医务人员杨巧芳说，血源来自邢台血站，献血者名为刘保，编号222。调查组找到邢台血站，发现没有222编号，也没有任何记录，不是邢台血站的血。调查组再次找到杨巧芳，杨巧芳说是怕承担责任，提供了假情况，那么，血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杨巧芳说是她亲弟弟杨兴其的。接着，调查组采了杨兴其的血，到邢台市卫生防疫站化验，结果是阴性，没有艾滋病毒。当时，根据康泰医院自采血情况，罚款5000元，全市通报，并给予医院黄牌警告。1999年11月10日，调查组经过一星期调查，作出了调查结论，认定靳双英感染艾滋病不是康泰医院输血造成的。

　　这一调查结论报送到了沙河市政府、邢台市政府，邢台市卫生局、河北省卫生厅。

　　我们的问题，很尖锐地问到了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亲妹妹担任着沙河市主管卫生的副市长，彭群增作为这位副市长的下属，这次调查是否受到影响？

　　彭群增说，这一调查向副市长汇报了，公事公办，“查主管市长的姐姐不为难”。

　　我又问：“你们作出结论的依据是杨兴其是真正的献血者，而他是健康的，因而，感染艾滋病事件与康泰医院无关。如果杨兴其的献血者身份受到了怀疑或站不住脚，你们的调查结论该怎么办？”

　　彭群增说：“我没考虑这些，如今，得出了调查结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一次涉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调查似乎就这样结束了，但我还是心有不甘，总觉得更深的真相有待挖掘。所以，我们下决心去探访一下邢台市最高行政长官——市长，这位女市长，就是涉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康泰医院院长的弟媳。

　　问：和市长直接对话了么？

　　答：8月18日，我们来到邢台市政府，直接走进了市长们办公的小楼。市长秘书听说了来意，经过几番联系，邢台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接待我们。他打着很重的“官腔”说：“这件事发生在市长到任之前，纠纷发生了市长到任之后。市长本人态度一直很端正，该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

　　问：那其他部门有什么说法么？

　　答：走出邢台市政府，我真的很为王为军担心，他能讨回公道吗？我打电话给最初接触这一事件的武安市卫生防疫站，该防疫站一位负责人说，靳双英是农村妇女，没出过门，性外遇没有机会，血液感染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防治传染，负责治疗，提供了一些情况，但他们（指邢台、沙河方面）否定了这一结论，我们也没办法，你说没记录就没有记录了，提供献血证人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面涉及好多问题。”他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没有料到，这次调查，拉开了长达四年跟踪这一事件的序幕，四年时间里，我们见证了王为军通过法律诉讼讨回权益的艰难经历。记得，我们刚回到北京，邢台市有关方面也来到了北京，找人说情，幸亏说情者找到了最不买账的常务副总编辑，他没有犹豫，立刻拍板发出这一报道。

　　问：这次报道对案件的审理有什么影响么？

　　答：报道见报后，我远去四川记者站工作一个多月，听说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要判决了”，我又一次赶到了邢台市。在一个条件简陋的法庭里，我惊讶地听到，双方在举证、辩论过程中，不时提及《中国青年报》披露和报道。尽管，我认为，记者是客观事实的记录者，但当双方在法庭上就法律事实进行博弈时，以媒体报道为依据，还是出乎我的意料。那天，我是悄悄走出法庭的，老实说，我不想让人误解，我们的报道与法庭取证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一案件的审理并没有很快有结果，王为军的希望一度变得十分微茫。

　　没多久，我又在北京见到了父女俩，我和他们一起走进了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门诊部，当时，一位专家为佳佳进行了复查。一个多小时后，和佳佳、王为军在地坛医院门前告别的时候，我的心里一阵阵紧缩，不知道，迎接这个孩子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只有无言、默默祝福他们。

　　以后，王为军经常带着佳佳来到报社，即使很忙，我也尽力安排时间和他们一起吃饭，以至小佳佳对报社餐厅都很熟悉。我也每次都掏出一些钱塞进王为军衣兜或提包里，我希望让他们感受到希望，而不是绝望。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通过法律维护权益是如此无奈和艰难。

　　问：审理结果怎么样呢，各方媒体在这个事件中有什么作为么？

　　答：王为军一审胜诉了，被判决赔偿36万余元，这大概是法官们考虑到实际情况，所能给予的最大支持了。随后，漫长的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拖再拖，甚至超过了审限，又将此案发回重审。

　　对此，我们坐不住了，再次将内情披露，质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一次，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新浪网挂在显著位置，几个小时，网友跟贴500多条，批评河北省高院的，继续声讨邢台市的，甚至，还有的当地网友继续“揭露内幕”。搜狐、网易等网站也“推波助澜”。

　　2004年2月，我和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晋永权和王为军、佳佳一起，走进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该院十分紧张，对进入法庭者进行了限制，晋永权携带的相机引起了注意，法警要求他不要进场，随后，经过一番交涉，我们进入了法庭。庭审中，康泰医院一方对王为军的基本情况，包括佳佳是否真是他的女儿进行了质疑。晋永权悄悄说“太可怕了，连‘我是谁’都有疑问，我们该怎样证实自己？”

　　庭审进行中，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将晋永权找去：“在没判决之前，你们能否不报道？”

　　晋永权回答：“我个人无权答复你”。

　　显然，来自舆论、互联网的压力，已经让法官们有些不安，甚至，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2003年孙志刚案件过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也搭上了互联网舆论的快车，引起了更广泛的重视，是我们未曾预料的。

　　问：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也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好起来。

　　答：是的，2004年，王为军一家终于迎来了法律意义上的胜利，河北省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康泰医院赔偿36万元，对于佳佳的治疗费用，判决说也将根据情况再作审定，因而，这是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

　　胜诉后，王为军剪下了留了四年多的长发，这头披肩长发，见证了法律诉讼的艰难历程。佳佳看着头发变短的爸爸，竟然哭了。因为，眼前的爸爸“快让她不认识了”。

　　后来，王为军当选2004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以一个农民面对妻女感染艾滋病所体现的执着、不屈的维权精神，感动了中国亿万百姓，感动了中国社会。以一个记者的职责，陪伴他这一路，我很欣慰。

作者：郭大利 中国人民大学